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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加速构建 农业发展新格局 ——浙江瑞安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为种地难破题
作者:     文章来源:     发布于:2017-09-08     阅读量:1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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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瑞安通过推进“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把供销合作社的流通优势,农民合作社的生产优势,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优势,以及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技术优势等,整合到“农合联”这个大平台上,打造了集生产、供销、信用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聚合了服务资源,降低了服务成本,提升了服务水平,较好满足了广大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需求。


  生产合作——种地更轻松,一站式服务让农民少跑路

  “生产轻简化、栽培智能化、管理标准化、农产品安全化,这是我们蔬菜生产要达到的目标。”浙江省瑞安市马屿镇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秘书长雷大锋说,生产合作就是通过创新生产服务体系,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使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小、散、弱”的格局得到扭转。
  合作社是“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体系中的基础单位。专业合作社发展快,得益于推进“三位一体”过程中的制度设计——将不同类型的专业合作社联合起来,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
  马屿“农合联”为农服务中心设有综合服务大厅、农产品销售平台、科技示范平台、农资购销平台、蔬菜科技示范园区和邮乐农品馆六大服务平台,农村产权服务、农资直供、信用贷款、科技支撑、动物疾疫防控、气象咨询等服务一应俱全。
  农民朋友进入大厅,一次就能办成想办的事,不再需要东奔西跑。
  供销合作——销路不再愁,二次返利让社员收入增三成
  合作与联合是“三位一体”的实质所在。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如何抵达百姓餐桌,离不开流通环节。长期以来,有了好收成却没有好的销路,成了很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心病。
  这个心病如何除?成立农产品购销专业合作社是个好办法。瑞安积极发挥供销社在流通领域的传统优势,坚持以合作与联合为纽带,引导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各个环节融合互通,构建起多方协同的合作体系,实现了新老合作经济资源的有效对接。
  马屿镇农民谢丙锡吃上了“省心丸”,他2013年夏天加入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接受培训后种植优质番茄。“以前种的东西要么卖不上好价,要么找不到销路。现在不同了,我只管种,后面的事交给万科农业来干,挣得也比打工多。”谢丙锡说。
  谢丙锡所说的“万科农业”,即温州万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的销售平台,万科农业主攻销售,主抓蔬菜品牌建设,定点配送到全国31个市场。现在,万科农业年销售额超1200万元,配送毛利润达20%—30%。同时,该公司通过质量监控追溯机制,实行订单生产,并推出“二次返利”,社员农户收入增幅达30%。
  信用合作——资金有保障,无需抵押就能贷款
  “不需要任何抵押物和担保人,只要通过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就申请到了5万元贷款。”近日,瑞安市兴民农村保险互助社与瑞安农商银行合作,为其互助社社员张朝光发放了第一笔保证保险贷款。农村保险互助社是推进信用合作的新探索,其中兴民农村保险互助社累计为近800亩大棚番茄投保冻害保险,每亩保费108元,最高赔付额为1200元。
  “信用合作解决了农民扩大再生产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第一任理事长黄则强说,现在通过信用合作,农户无需抵押就能申贷,生产资金有了保障。推进“三位一体”发展信用合作,各地县级供销合作社联社是农民资金互助会的举办主体。瑞安市先后出台农村资金互助会监管细则、农信担保工作实施意见等21个文件,为信用合作保驾护航。“最缺的还是人才,尤其是管理、营销人才。”雷大锋说。目前,“农合联”会员主要是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主体、涉农企事业单位和农户,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如何统筹兼顾“大农”与“小农”,充分发挥服务带动广大农民群众的作用,还需要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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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产业化铺就脱贫路



  2017年8月24日,在宁夏隆德县凤岭乡于河村魏氏砖雕非遗传承基地,魏氏家族砖雕非遗传承人卜文俊(右)在介绍雕刻技艺。近年来,宁夏隆德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项目,投入800万元在隆德县凤岭乡于河村建成魏氏砖雕非遗传承基地。昔日的非遗传承人卜文俊,成为村里致富带头人,带动23户贫困百姓参与魏氏砖雕制作,户均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




新闻速递


我国征地制度迎“大变脸”


  2017年7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简称《土地法(修正案)》)已上报中国国务院审议。8月17日,出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每月谈”的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指出,经过此次修订,中国现有征地制度将实现“大变脸”。
  “现行的征地制度对保证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有过历史性贡献,值得充分肯定。但随着新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现行的征地制度也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由征地引发的矛盾也日渐突出。”中国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司长郑凌志指出,目前引发的一系列矛盾与现行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有关,也与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标准差异较大、安置方式单一、征地程序不规范有关。
  郑凌志表示,在新修订的法律中,中国的土地征收制度将呈现三大变化。
  一是缩小土地征收范围。现行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并未对公共利益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郑凌志表示,公共利益缺乏界定、征地边界不清、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受限,是导致征地范围过大的主要原因。新44条结合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成熟经验,以及33个县改革试点的经验,从六个方面对公共利益给予了明确界定,一一列举,从而缩小了土地征收范围。
  二是规范土地征收程序。现行法规定的土地征收“两公告,一登记”的程序,是在征地批后实施,实践中存在被征地农民知情权、参与权不够的问题。新46条把原来的批后公报改为批前公报,强化在整个征地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知情权和监督权,限制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
  三是完善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郑凌志表示,现行法中征地补偿主要是按照年产值倍数法实行货币补偿,但从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难以满足现阶段被征地农民合理的规范多元保障的诉求。新48条要求用区片综合地价取代年产值倍数法;新49条提出,不再将农民居住的地方作为地商附着物进行补偿,而是作为专门的财产权明确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新51条明确,被征收土地的农村居民应当纳入相应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并将留地留物业安置上升为法律。


  中国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魏莉华表示,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法律修订坚持“两保原则”,一是保证被征地人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二是保证被征地人长远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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