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经典重读
十八岁那年,余华遇到了什么
作者:     文章来源:     发布于:2017-12-22     阅读量:18774
放大  缩小  默认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被收入各种中学语文教材,与专业人士的深读和细读不同,大量的解读只能算是肤浅的鉴赏,这往往也是进入国民文学教材的文学经典的命运——被浅化窄化,甚至非文学的庸俗化。回到本书,当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教育并没为阅读这一有悖常识的小说打下基础。这种有悖常识不仅仅指小说的人与事匪夷所思,而且指小说的叙述逻辑也不像一般的现实主义小说有一种对应于我们现实经验的秩序和经验召唤,余华自己把这样的小说称之为“虚伪的作品”。

  “虚伪的作品”所针对的应该是我们文学已成惯性的“真实的作品”。这种“真实的作品”,不但在余华写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时代广有势力,即使在今天,距离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三十年了,依然是当下文学的主流,作家的写作如此,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往往用的也还是现实和历史的“真实性”尺度。
  1988年4月余华给《收获》编辑程永新的信谈到“极端主义的小说集”:“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小说集,一本极端主义的小说集。中国现在所有有质量的小说集似乎都照顾到各方面,连题材也照顾。我觉得你编的这部将会不一样,你这部不会去考虑所谓客观全面地展示当代小说的创作,而显示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就像你去年编《收获》5期一样。”(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这封信里谈到的小说集应该是程永新编辑的《中国新潮小说》。
  其实,放在1986年“国家计划文学”的背景下,《新小说在1985年》《探索小说集》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做到最大可能的“极端主义的小说集”。在这样的“先锋”背景下,晚出的余华“更极端”,因此也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但如果我们不局限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视野下如何看待余华自《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虚伪的作品”或者“极端写作”呢?
  余华说:“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我在中国被一些人认为是学习西方文学的先锋派作家,而当我的作品被介绍到西方时,他们的反应却是我与文学流派无关。所以,我想谈谈先锋文学。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先锋性很值得怀疑,而且它是在世界范围内先锋文学运动完全结束后产生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写下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我对真实性概念的重新认识。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在一九八九年,我写过一篇题为‘虚伪的作品’的文章,它的题目来自毕加索的一句话:‘艺术家应该让人们懂得虚伪中的真实。’为了表达我心目中的真实,我感到原有的写作方式已经不能支持我,所以我就去寻找更为丰富的、更具有变化的叙述。现在,人们普遍将先锋文学视为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学形式的革命,我不认为是一场革命,它仅仅只是使文学在形式上变得丰富一些而已。”就余华的个人文学史而言,《十八岁出门远行》发生在他离开川端康成转而选择卡夫卡之时,余华认为:“川端康成的影响,使我在一开始就注重叙述的细部,去发现和把握那些微妙的变化。这种叙述上的训练使我在后来的写作中尝尽甜头,因为它是一部作品是否丰厚的关键。但是川端的影响也给我带来了麻烦,这十分内心化的写作,使我感到自己的灵魂越来越闭塞。这时候,也就是一九八六年,我读到了卡夫卡,卡夫卡在叙述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心想: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我的写作经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先锋作家从各自遭遇的文学问题出发向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汇集。于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学现象出现,中国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确实如余华说,“是在世界范围内先锋文学运动完全结束后产生的”,如果以对既有文学惯例的反叛作为指标,中国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先锋性也确实是可疑的,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某一个国别,某一个历史时段,把中国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中的先锋文学谱系,另一个世界已经消歇的先锋文学潮流,却恰如其分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反抗文学成规的武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偏离文学成规的意义,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文本讨论一个也许是枝节的问题,为什么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呢?我觉得对文本的阐释与其首先从大的时代找理由,不如从作家自身来得切实。余华的18岁是1977年。这一年,余华参加了高考,却成了一个高考的失败者。因此,我不否认,余华的创伤记忆可以有更深广的时代内容,比如他的大量写作都有1977年之前时代梦魇般的记忆,但我倾向于认为“十八岁”首先是“个人时刻”,这个个人时刻不只是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也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和《四月三日事件》,而“四月三日”则是一个对作家而言更私密的时间,余华的生日。余华“十八岁”之后十年,他和卡夫卡相遇,那“十八岁”少年时代和世界初次遭遇那一刻的迷惘和恐惧,成为他的小说资源。诚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即将远行到的世界是荒诞的、恐惧的、危机四伏的,但从个人的精神远征而言,余华的小说并不否定这个世界之于成长的意义。所以,一个看似轻盈的物象“阳光”毫不意外地出现在这些关系“十八岁”的小说。
  至于“远行”,在《四月三日事件》中,余华写道:“以往的岁月已经出门远行,而今后的日子却尚未行动。”《十八岁出门远行》却是“行动”的,但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四月三日事件》,“出门远行”的危机感依然,就像《四月三日事件》“他”所感受到的:“这时他突然感到明天站在窗口时会不安起来,那不安是因为他蓦然产生了无依无靠的感觉。他找到了十八岁生日之夜的主题。”这样看《十八岁出门远行》,小说的最后回撤到出门“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这一刻,这一刻在经历了初次“远行”之后被回忆起——所谓远行,其实就是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人——这是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关于成长的隐喻,也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出发和远征的一个隐喻。




午后书市


东野圭吾最新小说集《第十年的情人节》、长篇《秘密》典藏版亮相国内

——推理不止“天才式侦探”,也聚焦凡夫俗子的人性迷宫


  以《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等推理小说为读者熟知的日本作家东野圭吾,最近又掀起一波波悬念风暴。他的最新小说集《第十年的情人节》中文版由上海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收录九个作品,刻画九重人性,俨然惊心动魄的生活剧场;长篇小说《秘密》精装典藏版则由新经典引进推出,在评论界引发热议。
  不难发现,东野圭吾并不执着于“天才侦探”“万能警察”或是“狡猾罪犯”,他较少着墨惊天动地的案件,更多从细微平凡生活入手,笔下主角多是遭遇变故、几经浮沉的普通人。小说对复杂人性的精准描摹引人入胜,超出了一般推理类型作品的范畴。
  小说集《第十年的情人节》尽显“社会派”推理掌门人东野圭吾刻画人心的能力,无论是《正月的决意》讲述绝望的小工厂主夫妇新年奇遇,《第十年的情人节》勾勒情人十年后重逢却各怀心机;还是《今夜一个人过女儿节》描绘舍不得嫁女儿的父亲在玩偶中发现过世妻子的智慧,《蓝宝石的奇迹》聚焦珍贵猫咪与少女的情缘,作品题材囊括流行的租借服务、相亲现象、医疗进步与伦理等热门话题,都与当下日本社会现实相当贴近。有书评人评价,东野圭吾以日本社会常见风俗习惯为故事出发点,以情感推动推理的强健笔力,展示了现代人与命运的搏斗。书中不乏充满黑色幽默的科幻感故事,但东野圭吾更注重生活化推理,不刻意制造密室杀人、暴风雪山庄等诡计,也不再将解谜当核心,而是设计更具生活可行性的剧情。
  长篇《秘密》则讲述了被一场车祸彻底摧毁的幸福生活,当三口之家受到重创,什么样的秘密又会浮出水面?“读《秘密》时,每翻两页就有一点点疼痛,这种普通人感同身受的疼痛感,像是击鼓传花,多米诺骨牌般传递出去。”编剧史航说,东野圭吾的高明正在于此,那些凡夫俗子的疼痛之旅,看似奇葩、有些超现实,其实都是由日常的疼痛组成。在学者止庵看来,东野圭吾的小说往往“没有纯粹坏人”,有时复杂的善意形成了一团乱麻,乱麻把每个人捆得几乎窒息,这种典型的“东野圭吾式僵局”,用一堆钝角形成了锐利感受。

  这也正是东野圭吾后期“社会派”小说的风格——在他的意识中,每个人都有多面性,这构成了对事件的多重解读,也成就了他小说的复杂况味。写作30余年,高产的东野圭吾陆续出版了90余部作品,但他的作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成名作《放学后》于1985年推出后的10余年间,他一度处境艰难。1999年《秘密》获推理作家协会奖,目前日文版销量突破200万册,成为东野圭吾的职业生涯转折点。而他对社会话题与大众情感需求的敏感捕捉,使得东野式小说最大程度满足了读者阅读口味。


根据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改编的国产电影,凭借原著扎实的故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好评。图为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海报。

Copyright © 2016shuxiangjl.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书香吉林    吉ICP备:16005719号
联系电话:15504402060   技术支持:南北科技

吉公网安备 22010502000205号